1970년대 한국⋅대만문학의 공동유산으로서의 ‘제3세계’ ― 황석영⋅황춘밍의 소설과 그 영화화

Abstract

黃皙暎以一貫的“參與精神”，是自1960年代以來總是出現在歷史現場的作家。關注60年代以來工業化帶來的“異化”問題開始了作家活動的他，通過80年光州民主化運動，89年訪北，以及那以後在海外的亡命生活，93年以後的7年監獄生活等經歷了很多。每一次的經歷，都文學上表現出來。他活動的幅度很廣，對他的評價也是多角度的，多樣化的。本文中將對他1970年代發表的初期小説及其電影化進行解析。 本文中解析的《去森浦的路》和《看海的日子》各自是70年代韓國“民族文學”和臺灣“鄉土文學”的代表作品。“民族文學”是1960年代“參與文學”和80年代“階級文學”流派相連接的韓國寫實主義文學歷史上重要的環節。發表《看海的日子》的《文學季刊》與以《現代文學》爲中心而展開的西歐現代主義文學主流相背離，而養育著本土主義(Nativism)的文學萌芽，黃春明就是這“鄉土文學”的代表作家。1970年在韓國一個叫全泰壹的勞動者爲了抵制惡劣的勞動現實自焚的事件發生了，而此時韓國政府推動“經濟開發五年計劃”，產業化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在臺灣，1960年代後半開始，經濟增長一直居高不下，不過進入70年代初期后，因爲中美建交，退出聯合國，釣魚島事件等發生，“民族主義”成爲了高潮。 當然，在“第三世界”的構架下試圖抓住韓國和臺灣在現在這個視角下仍然不是有效的意義。韓國和臺灣在80年代以後，特別是在經濟規模的成長令人刮目相看，跟70年代的情況完全不一樣。特別是20世紀後半以後，“民主化”和“經濟成長”這兩個目標都達成了，但是現在經歷著后民主化時代的精神混亂，在兩極化的深化中民衆的生活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第三世界論’開始衰退的1980年代以來，以美國、英國等‘先進國’為中心的“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產生了，市場中心、成果中心的經濟政策使國民的物質水平提高了，但是，榨取與貧困的構造仍未改變。 東亞民衆與第三世界的範疇可以結合的時候，也會產生同感，互相依存。第三世界論在中國被受容爲“新左派”理論，在韓國被受容爲“東亞文學論”，在臺灣爲“脫殖民主義論”。進入了資本支配所有的無限競爭的全球化時代，“第三世界論”淪爲落後的，太過樸素的論理。但是“第三世界”是20世紀“殖民地時代”和21世紀“全球化時代”之間存在的東亞歷史，對於重新審視過去的時期和賦予適當的位置非常重要。我們通過這兩個作品看到了被產業社會疏遠，被榨取的人們的樣子。歪曲的性，流浪漢的家庭想象，故鄉的破敗等模樣驚人地相似。 白樂晴在《第三世界與民眾文學》(1979)一文裏指出關於“第三世界”的概念，與其說是將世界分割為三個，不如說是捆綁為一個來看，而且不是從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的強者和富者的立場上看，而是從民眾的立場出發。1955年萬隆會議上，闡明了“反帝國、反殖民、民族自決”為第三世界的精神。六十年過去了，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在，雖然不能將韓國和台灣劃分為“第三世界”，但是對於70年代文學中出現的“低開發時代”是有同感的，在資本決定一切、控制一切的全球化時代，在東亞就不能產生指向人類尊嚴與平等的文學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