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後期의 律令制 崩壞論

Abstract

安史之乱以后，随着社会的激变，被称之为“使职”的令外官逐渐主导律令官制。与此同时，以诏敕为形式颁布了许多新的法制。但这些诏敕在法律上不可自动生效，还需要“自今以后”的但书。在唐前期，这些附加但书的单行法令达到一定的份量，就转为“格”，加以编撰，与律令并用。但到唐后期，这种法令过于多，因此就编撰被称之为“格后敕”的法典。此法典更为简略，及时编撰而使用。就唐后期的相关研究而言，不少研究划分唐前后时期突出其差异。这些研究与唐后期的“律令制崩溃论”或“唐宋变革论”有一定的联系。但我们不可忽略在唐后期律令及其律令的大多数规定也依然并用的事实。 近来，从韩国古代史方面对律令提出新的研究方案，被称之为“教令制”说。其说法对在文献史料和金石文中经常看到的“教”和“令”重新进行分析，在法制上得出新的解释。也就是说，王下“教”而命令，其中，有持续性的转为单行法令的“令”（其与律令格式的“令”不同），其“令”与律令共同持续地生效而发挥作用。新罗和高句丽的律令颁布只是借用中国法典的律令形式，集合其间的教令而制订。此后，教令比律令更实际，发挥了更重要的功能。鉴于此，高句丽和新罗的法制与日本的不同，韩国固有的法制比作为引进法律的律令更有重要意义。